刘妍:树立科研品牌,助力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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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改革是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点和实验田,科研力量的引领和服务能极大提升改革的科学性和创新性。随着决策科学化的趋势,地方政府纷纷积极从各级科研机构引进了大量具有影响力教育科研项目,希望通过它们改进地方教育水平,探索区域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功模式,构建中国特色区域教育现代化范例。面对教育实践场域的强大需求,大量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将一系列聚焦区域层面深层次落实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理念、机制和策略的研究项目投入到地方教育领域,通过综合指导的方式与区域教育领导系统进行互动沟通,将实践的问题转变为学术的问题,从而为教育行为提供智力和知识支持。这些基于需求设计的科研项目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教育研究与实践分离的矛盾,为教育科研成果的实践转化路径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策略。但是随着科研引领纵深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结合矛盾也开始凸现出来。这些问题导致研究团队与地方政府难以提升协同力度、扩大合作效益、取得区域教育改革的重大突破。近日,记者邀请教育研究转化领域的研究专家刘妍博士做客本栏目,系列探讨研究与实践交互的路径和作用机制系统,探讨具体破解实践,科研相脱节的创新举措。

记者:刘老师,您好。

刘妍:您好。

记者:据我了解,您一直致力于推动教育研究的实用价值,你如何看待“教育研究的功能?

刘妍:福柯认为“研究者和决策者分别是知识与权力的载体,任何权力关系都离不开与它相连的某一领域的知识,同样,任何知识也必然同时需要和构成权力关系”。就教育研究而言,通常有三项功能被普遍认同:影响政策、改进教育实践、发展教育学学科知识。前两者被视为教育研究的实用性价值,后者谓为学术功能。我们现在的教育研究多是注重其学术价值,而对研究利用不甚关注。

记者:您认为当前教育研究利用和研究项目走下去过程中面临中着怎样的困境?

刘妍:随着科研引领纵深推进,研究利用一些更深层次的结合矛盾也开始凸现出来。这些问题导致研究团队与地方政府难以提升协同力度、扩大合作效益、取得区域教育改革的重大突破。这些困境包括:项目目标多维性识别不足与理念困境;组织沟通的分立、弱权、断裂与组织困境;运行机制的间断、乏力、缺位与机制困境;项目产品的特殊性与评估困境等。这些合作困境内在地影响项目实施的进程、合作的效率,并进而影响项目生命周期的长短。它是阻碍科研合作场域的形成、并产生某种消极结果的内在原因和根本依据,表现了项目合作过程背后的某些关键要素及其相互之间断裂或错位的必然联系。在科研项目开展的研究中,合作困境是导致区域项目实施不如人意现象这种“果”的内在之“因”。因此,挖掘、分析合作困境的内在机理是科研项目实践研究的一个根本任务。

记者:这几个方面存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刘妍:理念困境、组织困境、机制困境、和评估困境是概念上划分的四个基本纬度,现实中,没有一种困境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往往交杂在一起。如理念困境和评估困境就是相互强化,内在相通的。概念上的抽象只是为了我们更好地聚焦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记者:针对这样的困境和割裂状态,您的研究有什么发现和建议?。

刘妍:第一,规划引领,顶层设计,寻求合作共识。在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过程中,项目合作开端最需要的是从战略层次落地区域,将科研理念引领落到实处。科研引领必须考虑到教育内部的系统性、教育外部的关联性及教育改革的整体性,必须考虑缄默目标、个体目标和生成目标,站得高,看得远,贴地气。第二,机构专设,人员专用,加强沟通互动。在组织机构方面,要根据科学、实用、高效的原则,建立包含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组成的组织机构。核心是坚持设立专门项目机构。第三,分层分类,常态规范,完善运行机制。项目的运行通畅核心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合作双方都能聚合资源,合力突破。这样就能增进双方合作的稳定性,激发项目运行的动力,降低项目监督的需求和成本。因此,运行机制最需要关注的是常态的,规范的,分层分类的结合。第四,物化成果,立足宣传,评估突出显示度。科研项目产出在长期性和短期性之间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衔接,这样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估需求,能对各方有个交代。这个衔接可以通过物化的成果指标和产出宣传的方式来实现。总之,评估的重点,应该从考核为核心转为“产出宣传”为根本。

记者:您对走入实践的教育研究者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妍:首先,要看研究者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研究的实用价值。毕竟不是每一个研究者都认为自己的研究必须具有实用价值。不可否认,学术和理论价值也是教育研究很重要的价值。其次,对于认可研究实用价值的研究人员而言,在研究传递阶段,研究者要努力做到(1)努力使得研究成果更可信,更容易理解;(2)努力使结论和建议更具体更富有操作性;(3)努力关注那些应用者能够改变和修正的变量;(4)努力使研究报告更有趣。并且在互动的层面,尽量展开个人和制度化的互动,争取和核心人员高效率互动。努力使接受到研究成果的决策者觉得研究切中时弊、与他们的需要相吻合,信任研究成果。

记者:您在推动教育研究利用的过程中,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

刘妍:我认为,政策机会是研究影响实践非常关键的因素。在我对研究应用的关键参与者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正好、恰好、赶上了、凑巧、无意中”等字眼反复出现在研究材料中。机会是指获致某种结果的可能性或条件。政策机会是政策企业家创造的结果,政策企业家主体本身的察赋、能力以及行为等变量“嵌入”到影响政策机会产生的动态过程中去从而创造了机会本身。政策机会并非虚无缥缈,它有自己的基本特征。(1)首先从可预测性而言:有时,政策机会有些是可以以预测的,完全在意料之中,有些也完全在意料之外。可预测政策机会主要是指周期性的事件,如按时换届、选举等。不可预测的政策机会指的是突发事件引发的政策改革。(2)从时间长短而言,政策机会呈现并且只逗留很短暂的时间,如果参与者不能利用或者没有利用这些机会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等待下一次机会的降临。(3)从重要性而言,尽管政策机会数量稀少,但是公共政策的重大变革常常是由于这些机会的出现而导致的。(4)最后就其属性而言,政策机会既有客观属性,也有主观属性。客观属性在于总有一些具体的政治事件,如政府的更替,行政领导的更替,一次重建或某个部门的紧急事件导致政策机会的产生。主观属性在于不存在一种必然性——凡是知觉到的机会就能够实现目标,机会仅仅是‘某些人对通过某些手段达致目标’的知觉罢了。如果你感觉到了机会,那它就是机会。

记者:您认为未来教育研究应用方面,哪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刘妍:我认为从未来的研究空间而言,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如把知识和权力从概念上加以区分有何意义?把他们视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独立领域,对社会科学研究有何影响?我们是不是应该对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自我界定抱更大的怀疑态度?现在大多数论著都集中在重大的战略决策者和最高的决策层,这样一种角度会不会歪曲我们的观点,以致难以正确认识研究对政策产生的影响?现在有关文献一般都注重“学科带头人”或直接介入政策制定过程的社会科学家,这会不会歪曲我们关于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的看法?一些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社会持激进批评态度,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难以被当权者接受,我们如何看待这一部分的社会科学家?突出社会科学中的“教权”的作用,而“先锋”的作用遭到贬低,是否有损于我们的研究?这些问题都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记者:闫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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